近日，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的“陶某阳合同诈骗案”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被告人陶某阳以“职业闭店人”身份，在短短一年时间内，先后承接多家经营不善的健身机构，在明知门店即将关闭的情况下，大肆以“跳楼价”推销健身卡和私教课程，骗取75万余元会员费，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
这一判决，是对一名投机者的法律惩戒，也是司法机关对“职业闭店”这一灰色产业链的鲜明亮剑：以“职业闭店”模式实施合同诈骗、侵占消费者预付款，不是民事违约，而是刑事犯罪。
在健身、美容、教培等预付式消费领域，“关门跑路”早已不是新鲜事，甚至演变为“收店—促销—卷款—失联”的成熟黑产链条，极具欺骗性和典型性。其套路清晰可辨：第一步，以极低成本甚至零对价承接濒临倒闭的门店，并制造正常营业的假象；第二步，利用消费者对低价促销的敏感心理，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优惠疯狂揽客、收取预付款；第三步，待收割足够多资金后，通过更换“傀儡”法定代表人、股东等方式切割法律风险，最终关门失联。这本质上是一场有预谋的预付款骗局，消费者不仅蒙受直接经济损失，还对整个预付式消费体系失去信任，事后维权也面临重重障碍。
陶某阳案的核心价值，在于为“职业闭店”行为确立了清晰的刑事认定标准，明确了此类行为与民事违约的界限，对预付式消费领域的乱象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。案件明确告诉社会：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，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具体到“职业闭店”场景，就是看其收取预付款时是否已无长期经营的意愿与能力，经营模式是否具有欺诈性。这一判例向所有从事或试图从事“职业闭店”的人发出了强烈信号：这不是商业模式的创新，而是刑事犯罪的雷区。
要真正斩断“职业闭店”黑产链条，不能只靠个案打击，还需从制度层面构建全方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。要主动摸排预付式消费领域的“异常闭店”线索，避免此类行为轻易滑入民事纠纷的灰色地带；要让预付资金监管刚性化，构筑“不能为”的制度堤坝；要让商事登记变更更加透明，破解“金蝉脱壳”的伎俩；要让消费者维权机制更加便利，畅通“追得回”的救济渠道。
消费者的预付款不是无主之物，更不是不法分子眼中的“唐僧肉”。2025年5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，明确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条件、退款金额核算、经营者恶意逃债追责等裁判规则，逐一破解追责主体认定难、退款难、举证难等问题。今年3月，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，要依法规范“职业闭店人”，强调“背债人”背不走债务，“逃债者”逃不出法网。
“职业闭店”不是捷径，而是绝路。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法律不会缺席，更不会手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