鹌鹑的哨——乔德宁

昨夜又梦见自己在天地间疾走，说走不如说是飞，身不由己，心无所止。直到遇见老周他们，那句“停下来吧，找找我们的自己”，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，在梦里漾开层层叠叠的涟漪，醒了，心里还颤着。

晨光从窗帘缝隙钻进来，在墙上切出一道淡金色的口子。我靠在床头，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人这一辈子，就像鹌鹑过冬——熬着，等着，春天总会来的。”

父亲说的鹌鹑，是那些在秋收后棉田里才会出现的精灵。

我记忆中的村庄，总是裹着一层薄薄的霜。那是鲁西南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，土坯房，泥巴路，几棵歪脖子槐树。但在我的童年里，整个世界也不过是村子那么大。村北头有条河，河上有座石桥，桥面被磨得发亮，能照出人影。桥南是村庄，桥北是望不到边的田野。

父亲被打成右派那年。从一名军官变成农民，他只带回来一箱书。后来母亲常说，父亲刚到村里时，腰杆还是直的，走路时背挺得像杆枪。可是日子久了，那杆枪渐渐弯了，像秋后被雪压弯的槐树枝。

文化大革命的风刮到村里时，后期我渐渐的记事了。村大队的矮个子村干部是个哑嗓门，每次开大会，他都要站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桌上，唾沫横飞地点名：“有些同志，思想还没改造好，右派的尾巴还翘着！”父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，低着头，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。

我们兄妹三个，像三株野草，在贫瘠的土地上拼命生长。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中午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，晚上是红薯干煮的汤。我们家由于每个月或几个月母亲向在黑龙江的老爷，舅舅要“救济”，虽然每次只有十元钱，但也能让我们一家几个月不“断顿”  。

那年秋天，生产队收花生，全村人都去“出花生”。花生地在桥北很远的地方，要走半个时辰。父亲天不亮就出门，扛着那把磨得发亮的抓钩。

下午，太阳偏西时，村头忽然骚动起来。村干部带着几个民兵，在桥南设了卡，要检查每个下工的人。

“生产队的花生丢得厉害！”村干部叉着腰，“今天非抓几个典型不可！”

人群排成长队，一个个接受检查。篮子被翻个底朝天，衣兜被掏空。妇女们的头发都要被摸一遍，男人们的裤腿被勒令解开——果然，有人把裤腿扎紧，裤裆里塞满了花生。

我躲在桥墩后面看着，心怦怦直跳。父亲排在队伍中间，肩上扛着抓钩，钩子上挂着一个草篮子。篮子里的草堆得高高的——那是给家里的羊割的草。

 轮到父亲了。

“把篮子放下来！”

父亲慢慢放下篮子，解开系绳。两个民兵上前，一把一把把草掏出来，扔在地上。草很干，扬起的灰尘在夕阳下飞舞。

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越来越空的篮子。

草掏完了，篮子底朝天，空空如也。

村干部的脸色变了变：“身上呢？衣服兜！”

父亲顺从地翻开所有口袋——两个上衣兜，两个裤子兜，都是空的，连粒花生壳都没有。

人群里响起窃窃私语。我听见有人说：“这个右派，倒是硬气。”

父亲重新把草装回篮子，扛上肩，慢慢走过桥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道深深的刻痕，印在石桥上。

有一次村里批斗父亲到很晚。回到家里，父亲吃了四个窝窝头，喝了两大碗稀饭。母亲含着泪问：“你不生气吗？”

父亲嚼着窝窝头，慢慢说：“国家主席都被冤枉死了，我这点算什么？”

父亲唯一个嗜好是玩鹌鹑。

秋冬时节，棉花收完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花材杆子立在地里。父亲会在棉田中央偏南挖一个浅坑，后半夜，披着露水，蹲在坑里，拿一个自制的哨子，学着鹌鹑吹。

那哨声很特别，像是从土地深处发出的呜咽，又像是风穿过枯枝的叹息。父亲说，鹌鹑这种鸟，最恋群，听到同伴的叫声，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。

天蒙蒙亮时，棉田里就聚了一群鹌鹑。在地中间下了网——那网用极细的线编成，挂在花材杆上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然后他从地的一头往另一头撵，嘴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。鹌鹑受惊飞起，撞进网里，扑腾着翅膀。

抓到鹌鹑只是开始。父亲会仔细辨认每一只的成色：羽毛的光泽，喙的长短，眼神的锐利。他说，好的斗鹌鹑，要有“精气神”。

养鹌鹑要“熬叉”。父亲从集市上买来一个多格子的鸟笼子，把母鹌鹑放进去，给水给食，就是不让睡觉。深夜，我们常常被竹竿敲打笼子的声音惊醒——那是父亲在“熬”他的鹌鹑。他半躺在破沙发上，手边放着一杯浓茶，过一会儿就用竹竿敲打笼子。鹌鹑困得睁不开眼，又被惊醒，便自然的叫了起来。等到第二年的秋天抓鹌鹑时，用在个长长的杆子深深的插在地上，把熬了一年的“老叉”鹌鹑高高挂在杆子上面，当夜色深深，秋凉习习，微风吹拂下鹌鹑会在后半夜自然的叫起来，四面八方远处的鹌鹑听到“老叉”的叫声，有的随和的叫起来了，整个田野此起彼伏，不断的听到鹌鹑美妙的歌唱声音，给深深的静夜带来了无限生机。

每当熬鹌鹑听到鹌鹑叫，父亲的脸上会露出满意的笑容。那笑容很淡，像冬日的阳光，薄薄的，没什么温度。有一次，我曾问父亲：“为什么要熬它们？”

父亲摸着我的头：“训练和培养鹌鹑在后半夜叫起来的习性。人这一辈子不也一样吗，谁不是在熬？熬过去了，就是好鹌鹑；熬不过去，就废了。”

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父亲看鹌鹑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提着笼子来，父亲都会放下手里的活，仔细端详。
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邻村西的一个老汉。他养了一只鹌鹑，斗遍全村无敌手，得意得不行。那天他提着笼子来找父亲，笼子还没放下就说：“给瞧瞧，我这可是算不算鹌鹑将军！”

父亲不说话，看了半晌，摇摇头：“可惜了。”

“怎么可惜了？”老汉不服气。

“这只鹌鹑已经斗残了，你看它的左爪，受过伤，虽然长好了，但发力不匀。现在年轻看不出来，等再斗时，毛病就出来了，便没了以前的勇气和机灵了。”

老汉仔细一看，果然，那只鹌鹑的左爪有一道淡淡的疤痕。他泄了气，蹲在地上：“那咋办？”

“趁现在还能打斗，到集市上给它找个好人家吧。”父亲说，“别等到废了，就没人要了。”

老汉走后，母亲埋怨父亲：“你净说实话得罪人。”

父亲点起一支烟：“鹌鹑跟人一样，该是什么命，就是什么命。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”

玩鹌鹑最为精彩的是“斗鹌鹑”。所谓斗鹌鹑就是把玩了几个月或一年或几年的鹌鹑，便具备了和别的鹌鹑斗架的本领，三村五邻玩鹌鹑的人便三天两头互相串联着找对方斗鹌鹑。斗鹌鹑通常在一个较大的房间正厅展开，厅的中央放一个大大的木条编的大框子，框子中央撒下一片小米，当双方把各自的鹌鹑放到框了里，两只鹌鹑就会最终为争吃撒下的米而爆发你死我活处死搏斗。正验了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啊。

两只鹌鹑互相之间先是彼此咕咕的叫着向对方发出震慑的示威声，跑后互相自然的展开双超，张来锋利的嘴啄向对方，首先攻击的部位是对方的头部，勇猛的鹌鹑能把对方的头部羽毛一嘴一嘴的啄下来，啄得对方头波血流，便一溜窜的跑掉，败下阵的鹌鹑便永远的失去战斗能力，或者丢弃，或者“熬叉”用于来年抓鹌鹑的诱饵。胜利者便得到把玩者“英雄”般的待遇，更加精心的爱护着，准备寻找对手再战，直到被更加勇猛的鹌鹑战败。所以有人说“玩鹌鹑终究一场气”，但父亲的玩法就不一样了。胜利一次的鹌鹑会修养几个月再上战场，第二次胜利了便封顶基本不战，为的是自己把玩的鹌鹑保持长胜状态，谁来挑战都不预理睬，直到第二年再开战，开战的对象往往选择第二新抓来的鹌鹑，以保证“首战必胜”。这样勇猛的鹌鹑在手，把玩者也便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。每当此时，父亲总是无奈的说，“人生何尝不是一场玩”，所以曾几何时古玩城老板到美国一所大学讲课问我讲什么，我说了一个字“玩”，也是想起了父亲的无奈。能够把一只小鸟玩出路数玩出门道，玩出精神所托，何尝不是人生之快事。现在回想起来才渐渐的明白，正是那一只只温顺而勇猛的鹌鹑，陪伴着父亲度过了那一个又一个的艰难岁月。

渐渐的村里人对父亲的态度悄悄变了。去井台打水，会有人帮父亲把水桶提上来；分粮食的时候，那个总是克扣我们家口粮的保管员，手也不那么紧。

1981年，父亲的“右派”帽子摘掉了。平反通知送到家里那天，父亲正在院子里喂鹌鹑。他接过那张盖着红章的文件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折起来，继续喂鹌鹑。

母亲哭了。父亲却笑了笑说：“该吃晚饭了。”

父亲恢复了工作，全家搬到了县城。离开村子的那天，很多人来送行。

车开动了，我回头望，村庄在晨雾中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地平线上一个模糊的黑点。只有那座石桥，还依稀可辨。

父亲退休后，又养起了鹌鹑。他说，人老了，总得找点事做。

 一天晚上，父亲罕见地讲起了往事。讲他在部队的日子，讲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——只不过是在学习会上说了句“彭老总也是为革命立过功的”。

“人啊，就像鹌鹑。”父亲说，“冬天来了，得熬着。但春天总会来的，只要你信。”

窗外，秋风一阵紧似一阵。笼子里的鹌鹑叫了起来，那声音在夜色中传得很远，像是从岁月的深处传来的哨声。

我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爱玩鹌鹑。在那个无处可逃的年代，在那个连说话都要小心的村庄，鹌鹑是他的哨子——在漫漫长夜里，吹出一点点声音，证明自己还活着，还在等待春天。

而我童年的村庄，那座石桥，那些花材地，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却依然挺立的生命，都成了这哨声的回响，在记忆的深井里，荡起永不消散的涟漪。

父亲走得很安详。按照他的遗愿，我们把他的骨灰埋在了村北的棉田里老坟地里——那里是他抓鹌鹑的地方。

有一年十五，我回去上坟。棉田还是那片棉田，只是现在没人种棉花了，地里长满了荒草。我在田埂上坐了很久，直到夕阳西下。

起身时，忽然听见一阵熟悉的哨声——像是鹌鹑叫，又像是风声。回头望去，只见荒草在晚风中起伏，如波浪般涌向天边。

那一刻，我知道，父亲的鹌鹑飞走了，而他的哨声，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