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嵩山于我，是一个久远的梦。梦中常有这样的情景：一位老者，立于登封告成镇的土圭之侧，日影在他脚下缓缓移动，从春分到夏至，从秋分到冬至。那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周公姬旦。

三千多年前，周公真的来过这里吗？他真的在这片土地上测过“天地之中”吗？

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记载：“以土圭之法测土深，正日景，以求地中……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谓之地中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景尺有五寸者，南戴日下万五千里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，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。”这些文字，像一把钥匙，试图打开那个古老的秘密。

我想象着周公的时代。武王克商不久，天下未定，武王驾崩，成王年幼，管蔡之乱起，东方未靖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周公辅政，东征平叛，而后营建洛邑。他来嵩山测影，不是一时兴起的闲情逸致，而是政治智慧与天命观的结合。他要为新建的周朝寻找一个“天下之中”，一个可以与上天对话的圣地。

为什么是嵩山？因为这里自古就是华夏神州的腹心之地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云：“昔三代之居，皆在河洛之间，故嵩高为中岳。”河洛之间，正是华夏文明最初的摇篮。黄河与洛水交汇之处，孕育了夏商周三代文明，而嵩山，就像这个摇篮中的守护神，巍然耸立。

那么，在周公之前，尧舜禹来过这里吗？

文献为我们勾勒出模糊的轮廓。《尚书·舜典》记载，舜“岁二月，东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望秩于山川……五月南巡守，至于南岳，如岱礼。”中岳虽未明言，但巡守四方之制，当包括中岳。《墨子·兼爱中》说：“古者禹治天下，西为西河渔窦，以泄渠孙皇之水……北为防原泒，注后之邸、嘑池之窦，洒为底柱，凿为龙门，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。”这些治水活动，多在河洛之间，嵩山脚下。

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出土文物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文化城址，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，与夏代早期相当。许多学者认为，这很可能就是禹都阳城的所在。《竹书纪年》云：“夏后氏禹居阳城。”而阳城，就在嵩山脚下。

二

白天，周公在测日影。他用的是一根八尺长的表，垂直于地面，观测正午时分的日影长度。他发现，夏至那天，影长一尺五寸；冬至那天，影长一丈三尺。通过这些数据，他可以推算出回归年的长度，制定历法，指导农时。这是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观察与总结。

夜间，他观天象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记载：“冯相氏掌十有二岁，十有二月，十有二辰，十日，二十有八星之位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”他观察的是北斗的运转，二十八宿的出没，五大行星的错行。他发现，北极星恒定不动，众星拱之；北斗七星的斗柄，春指东，夏指南，秋指西，冬指北，与四时相应。这些观察，发展出了“观象授时”的传统，奠定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础。

那么，尧舜禹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？

《尚书·尧典》开篇即云：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。”尧帝命羲氏、和氏观测天象，制定历法，指导民众的生产生活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天文观测活动。《尧典》中还记载了“日中星鸟，以殷仲春”、“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”、“宵中星虚，以殷仲秋”、“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”的观测方法，即以黄昏时分某些恒星的出现来确定季节。

舜帝继承了这个传统。《尚书·舜典》说他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璇玑玉衡，有人解释为天文仪器，用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。禹帝更是“尽力乎沟洫”，在治水过程中，必然需要掌握天文历法知识，以预知水情，安排工期。

周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将这些零散的观测系统化、理论化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系统的天文学知识。这些知识，后来被写入《周髀算经》，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经典。

三

说到《易》，就不能不谈它与《周易》的关系。《易》本是一个总名，指关于变化的学问。据说有三种：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。《连山》为夏易，以艮卦为首，象征山；《归藏》为商易，以坤卦为首，象征地；《周易》为周易，以乾卦为首，象征天。前两种早已亡佚，只有《周易》流传至今。

 那么，尧舜禹对《易》有什么贡献？

《易传·系辞下》云：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伏羲画八卦，这是《易》的起源。而尧舜禹，则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。尧舜禅让，体现了“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”的变易思想；舜耕历山，渔雷泽，陶河滨，体现了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精神；禹治洪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体现了“顺天应人”的理念。这些思想，都被后来《周易》的编纂者所吸收。

《周易》真的是周公文王写的卦辞，周公旦写的爻辞吗？

传统说法是：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在羑里监狱中，将伏羲八卦演为六十四卦，并作了卦辞；周公旦在文王的基础上，作了爻辞。这种说法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有明确记载：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。”但文王、周公是否真的留下了文字？还是后人追记？

从文字风格来看，《周易》卦爻辞的语言古朴简洁，有些内容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事件，如“帝乙归妹”、“高宗伐鬼方”、“箕子之明夷”等，应该是那个时代的记录。但也不排除后世加工润色的可能。至于孔子作《易传》十翼，那是春秋末期的事了。孔子“晚而喜《易》”，读《易》韦编三绝，但他并未写《周易》，而是写了阐释《周易》的《易传》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。

周公测影观星的那个夜晚，他是否也在思考《易》的道理？我想是的。白天测日影，那是乾卦的刚健；夜晚观星象，那是坤卦的柔顺。日影有长短，星象有隐现，这不正是阴阳消长的体现吗？天地交而万物通，上下交而其志同，这不正是泰卦的境界吗？

 四

嵩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贡献，是深沉而持久的。

首先是“天地之中”的理念。周公在这里测影定中，确立了“中”的概念。这个“中”，不仅是地理的中心，更是文化的核心、道德的准则。《论语·尧曰》记载尧告诫舜的话：“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”“中”是一种不偏不倚、恰到好处的状态，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。《中庸》说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这一思想，正是从周公测影的“地中”发展而来的。

其次是“礼”的思想。周公制礼作乐，把礼乐制度系统化、完备化。嵩山作为“天地之中”，是举行礼乐仪式的重要场所。《礼记·祭义》说：“祀乎明堂，所以教诸侯之孝也。”明堂之制，据说就是在嵩山脚下建立的，是天子与天沟通的神圣空间。

第三是“天命”思想。周公总结夏商兴亡的教训，提出了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辅”的思想。这一思想，后来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。嵩山作为通天之地，是古代帝王祭天告成的地方。汉武帝登嵩山，听到“万岁”之声，于是封嵩山为“万岁峰”。武则天更是登嵩山封禅，改嵩阳县为登封县，阳城县为告成县，取“登封告成”之意。这些帝王行为，表面上是对嵩山的神化，实质上是对儒家天命思想的实践。

 尧舜禹与这些思想有什么关系？

尧舜禹是儒家心目中的圣人，是“大同”之世的代表。尧之“允执其中”，舜之“无为而治”，禹之“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”，都是儒家理想的体现。尤其是禹，他治水的精神，被儒家解释为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典范。嵩山脚下的启母石，传说就是禹的妻子涂山氏所化。这个传说虽不可信，但它反映了禹与嵩山的紧密联系。

五

然而，后来的嵩山，儒家思想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？

我想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是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。东汉明帝时，白马驮经，佛教正式传入中国。嵩山很快成为佛教圣地，北魏时建少林寺，后来成为禅宗祖庭。同时，道教也在嵩山发展，北魏寇谦之在嵩山改革道教，创立新天师道。儒释道三教在嵩山并存，互相影响，互相渗透。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，使得儒家思想不再是唯一的正统，它的独尊地位被打破了。

其次是政治中心的转移。唐代以后，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、北移，洛阳、开封虽然仍很重要，但已不如长安、北京那样显赫。嵩山作为“天地之中”的地位，也逐渐被边缘化。宋代虽然推崇儒学，但重心在理学，而理学的中心在江西、福建、湖南，不在嵩山。

第三是思想自身的演变。儒家思想本身在发展，从先秦儒学，到两汉经学，到宋明理学，再到清代朴学，每一次演变都伴随着地域的转移和重心的变化。嵩山虽然一直是文化名山，但已不再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和源头。

走在嵩山的石阶上，我想到这些，心中不免有些惆怅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不正是历史的常态吗？文化如同流水，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，从中心流向边缘。嵩山虽然不再是儒学的中心，但它作为“天地之中”的象征意义，作为周公测影、二程讲学的历史记忆，永远不会消失。

夕阳西下，我站在告成镇的观星台上，看着周公测影的土圭遗址。日影已斜，星辰将现。三千年的时光，就在这日影星移中悄然流逝。周公当年的测影，是为了寻找“地中”；今天我们寻找的，是文化之根、精神之源。

嵩山依旧，天地之中依旧，而文化传承的使命，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。

结语

离开嵩山的时候，我回望那巍峨的山峰。山间的松涛，像千年的回响；脚下的黄土，掩埋着无数的故事。周公、尧舜禹、文王、孔子，这些名字早已融入这山这水，成为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。

天地有中，文化有根。嵩山，就是这个根的一块磐石。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，承载了儒家思想的形成与演变。虽然儒家思想在嵩山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，但它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，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正如那日影，虽然每天都有长短变化，但总会回归正中；正如那星辰，虽然有升落隐现，但永远在天上运行。文化的传承也是如此，有盛衰起伏，有中心转移，但它的精神内核，将永远流传下去。

嵩山无言，天地有知。

（乔德宁）